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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今天是12月15日，星期一，农历十月廿六。
新闻午报
1.外交部令：从2025年12月15日起，对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岩崎荗采取反制措施。（环球网）
2.国家统计局：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6%，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长4.1%，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新华网）
3.国家统计局：11月社零总额43898亿元，同比增长1.3%，环比大幅回落1.6个百分点。消费增速已连续6个月放缓。（第一财经）
4.美总统特使称，美乌在柏林会谈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将在再次会面。（央视新闻）
5.澳大利亚悉尼大规模枪击案已致16死40伤，两名枪手系父子，父被击毙子被捕。（顶端新闻）
6.澳媒：悉尼枪击案两名嫌疑人曾宣誓效忠“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新华社）
7.A股三指集体收跌，深指创指均跌超1%。（新浪网）
刘掌柜杂谈
关于右派的杂忆
前些天和在贵州当过正厅的大学同窗许师姐网聊。许师姐说听曾在《贵州日报》工作过的复旦新闻系老学长说，当年《贵州日报》打过20多个右派，而《湖南日报》更多，有60多个。俺曾在《湖南日报》实习一个学期，对《湖南日报》的反右有些了解，就说了一些情况。对话过后，俺一直琢磨“右派”这个词，勾起很多回忆，不吐不快。尤其是看到上海作家朱健写新闻界大家范敬宜的长篇网文《“无冕之王”的恩人们》之后。
1965年秋，俺刚在西安朝阳门外一家小学上学，一进学就听说学校烧开水、打扫卫生的门姓女人是右派。门姓女人时值中年，身材高挑清瘦，面容白皙，衣着非常简朴但很整洁，说关中话，见谁都谦卑地笑。她总是提醒刚上学的娃娃接开水时小心烫着。学校师生没有人称她老师，都是直呼其名。当时就知道一条，地富反坏右，右派是阶级敌人。长大以后才意识到，她的内心是多少悲苦，她的孩子那时是多么卑微。小学毕业后，俺再未见过她。按年龄，可能早已过世。俺在这里恭敬地称她一声“门老师”！
上中学后没发现所在学校有右派，细细一想明白了：1958年才建校，右派调不进来。在学校喜欢写作，听老师说很多作家是右派，比如刘绍棠、丁玲、王蒙。方知写作成名易，出事也容易。
到陕北榆林插队，村里没有右派。但村里人说，村里有解放前出去的读书人后来当校长时成了右派，文革中自杀了。
恢复高考后1978年3月到复旦新闻系读书，发现这里才是右派“大窝子”：系主任王中教授是钦定的全国新闻教育界头号大右派，自然有一批教师、一批学生跟着成右派。因同寝室的李新师兄王中前准女婿、后女婿身份，李师兄带俺和现在美国的徐师兄两次拜访王中先生，一次还是在王先生平反复职之前。私聊之后，方知王先生经历不一般：山东大户人家出身，齐鲁大学外文系就读时参加革命，在国民党地方部队做过军运，在山东和上海都在张春桥手下工作过，是受派到复旦做统战和教务工作的。怀念、感恩，王中教授、李新师兄！
上海也是右派云集之地，不光教育界、新闻界，还有文化艺术界。上影就出了一堆右派。平反改正后，他们又活跃在各自的专业领域。补充一句：从北京调来的市委宣传部长陈沂，当年是军队少有的“少将右派”。
1979年秋到江苏《南通日报》实习，那时《南通日报》刚复刊，只有十几个编采人员。其中有两个是右派平反改正后到报社的老报人。
1981年3月，到《湖南日报》做一学期的毕业实习。带俺的老师是复旦哲学系名教授严北溟长子严伯嘉。严老师在湖南读书时就参加地下党的革命工作，解放后一直在《湖南日报》工作，在当地新闻界有一定影响。严老师学识渊博，幽默风趣。因俺是复旦学生，严老师对俺特别好，时不时让俺到他家吃饭，也告诉俺当年反右派的事。严老师说，当初因为他的革命资历，他也参与打别人右派，前后打了两批人。后来右派“指标“增加了，他出差回来自己也成右派了。严老师说，他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和委屈，因为他清楚别人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只要名额增加，就该轮上他了。严老师说，当年主持湖南反右的省委书记周惠不错。改革开放后，时任内蒙古一把手的周惠专门给湖南打招呼，说当年错打了很多右派，伤害了很多好同志，很对不起他们。周惠还特别提出《湖南日报》打了那么多右派，责任在他，向同志们赔礼道歉。
1981年4月，严老师带俺到株洲采访，当地接待我们住株洲宾馆，小餐厅常和上影来演出的程之、孙景璐等名流吃饭。一天中午，市委宣传部领导带《浏阳河》作曲唐壁光过来陪餐。严老师上千度的近视眼神不好（俺实际上被报社安排当他的“拐杖”[呲牙]）但听觉甚好，听到后立即让俺陪他走到唐壁光跟前。严老师说：唐老师好！我是《湖南日报》严伯嘉，当年是我在报上写文章批你后，你才被打成右派的，真对不起！唐壁光是一个瘦小的中年人，比严老师年轻七八岁。他赶紧握住严老师的手，我知道严老师您，这不怨您。我也知道您很快也成右派了。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都很惊讶，也很感动。严老师又指着程之、孙景璐说，咱们两个和程老师、孙老师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当年都是右派！程之、孙景璐听罢立即站起来，连连向严老师拱手致意。可惜当时没有像机拍下这些，也没有意识记录这一幕。
在《湖南日报》期间，几乎每晚都在报社资料室读书看报。资料室常常只有管理员和俺两个人，管理员是一个矮胖白发老人，每天都在写算着什么，桌上总是有一张张演算纸。某天，俺看他桌上的信封写有“北京大学 熊庆来教授收”，就告其熊庆来已过世。他拿出几个信封，都是写给国内知名数学家的，包括陈景润，问俺有没有过世的。他说他证明1+1了，想把成果寄给这些数学家。细聊之后，方知这位老人（时间久了，忘了姓什么）是苏北人，读师范时参加新四军，后转业到《湖南日报》。那年被打成右派后全家下放农村，平反落实政策才回到《湖南日报》。他说，他很想把被耽误的时光补回来，为党和国家做一点贡献。看到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后，就开始证明1+1，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演算。他让俺把他的论文带给复旦的教授看一下，给个评价。实习结束经杭州回上海时，俺把论文和情况说给正在浙大数学系读书的堂妹。堂妹说，陈景润刚在浙大讲学，说起很多人称已证明1+1，陈说论证方法有问题。说人是可以上月球的，但骑自行车绝对上不去。俺写信把情况告诉了那位管理员。
上海的经历、湖南的经历，让俺对右派形成这样的印象：有理想、有情怀、有知识、有才干、有个性的“五有”之人。俺也要做这样的人。
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分到陕西省广播事业局工作，先打听有没有右派。有老同志说，有一个叫丁景泰的复旦新闻系毕业生是右派，后被下放到外地，落实政策后调到陕西师范大学任教。有一郭姓局领导可能是没戴帽的“中右”。俺专门拜访了丁前辈学长，俺后来办通讯员培训班、播音主持培训班都请丁老师讲过课。郭姓领导是建政前参加革命的东北人，非常出色的专业干部。给广电局干部职工印象最深的是，当了正厅长后，他还每天骑着“倒骑驴”三轮车带着行动不便的老伴上下班。老领导对俺很关心，俺刚被提拔当主持工作的副处长时，他还对人说“小刘思想有点右，你得提醒他说话办事要注意”。俺只听老领导的话，说话注意了，就是办事没注意。结果出事了，受党内警告处分，停止领导职务近5年。当然，那时老领导已经不是一把手了。后来一想，当年的“中右”都说俺“右”，可见俺确实“右”过了。
80年代前半期，《人民日报》刘姓记者来陕西采访，发表过《白衣下的污垢》、《犹闻秦钟汉鼓声》、《三十八年是与非》等文章，一时轰动古城。刘当年就是全国知名的右派，20多年后还是当初本色。
风波那年，俺做了自以为应该做的事。有朋友问，你后悔不？俺说俺常以此为荣。俺那时已做好当新“右派”的准备：离职后去办培训学校，效仿那时在西安土门办外语培训挣了大钱的丁祖诒（现西安翻译学院已故创始人）。幸好经过改革开放，大环境己发生变化，幸亏俺的领导宽容宽厚，只给俺一个最轻的党纪处分。
1990年冬，俺到西藏广播电视厅援藏两年。俺问反右的事，当地同志说西藏是民族地区，没开展整风运动，也就没有右派。俺一想也对，1959年才开始民改。后一想，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反右没出事的人，难保文革不出事。
回到陕西广电系统工作后，对中国近现代史感兴趣，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尤其是反右这一块。知道了顾准，知道了叶正孙，知道了黄万里，知道了傅作恭……感受只有四个字：悲愤、痛心。
几天前看到上海作家朱健写《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教宜的长文《“无冕之王”与他的恩人们》，方知范敬宜当年也是右派，方知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英语相当了得，方知他是一个遭遇坎坷却有处处遇贵人的人。好文当分享，附在后面大家看。谢谢朱健，谢谢微信，谢谢互联网！
1995年，俺突发奇想，想搞一本《寻找昨天——文革名人访谈录》以回顾文革三十周年来赚钱。方案和资金都准备好了，但得知高层反对搞这样的活动只好作罢。俺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想想反右很快70年了，绝大多数当年的右派已经作古，有的资料当抢救。如果谁搞一本《复旦新闻系出来的右派们》一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俺想试试，因为有一个人让俺惦念了很久：他叫蒋维礼，上海人，共产党员，1955年毕业于复旦新闻系。1957年在西安无线电厂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到陕西榆林吴堡县宋家川中学，在那里教语文和英语，又在那里终老。俺知道他对吴堡基础教育的贡献，也一直想采访这位老学长。可惜忙于杂事耽搁了，都没有见过老学长一面。俺想第一篇就写蒋前辈的故事。俺准备明年春节海内外复旦校友陕北榆林过大年活动期间去一趟吴堡，实地考察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