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交大西迁。当时我在复旦大学工作，在《解放日报》零星看到一些消息，如钱学森校友表态希望母校师生响应国务院关于交大迁校的决定等。但觉得此事与我无关，不大重视，过眼就忘。没有想到，1964年，根据当时高教部的调令，我的一家也从繁华的黄浦江畔来到西安交通大学，成了实实在在的西迁人。但是我原来不在交大，不是“随校西迁”，而且来得较迟，未被列入“交大西迁”人员名单。现在要回忆当年的经历，我就自封一个“后西迁人”的称号。由于观察的角度与其他西迁人有些不同，也许写下来还不是毫无意义。
一、在上海
1964年初，复旦大学物理系主持日常行政工作的副系主任蔡怀新同志正式通知我：西安交大因工作需要，经两校协商，高教部同意，要把你调到西安工作。调令已经下来。你有什么意见?我毫无思想准备，但我们那一代人，尤其是共产党员，都是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讨价还价，这时也没有什么话好说。蔡又告诉我，与上海市政府也协调过了，你的爱人与孩子也一起调去，不会发生两地分居的问题。寒假后，复旦就不给你安排工作任务了。
当天晚上，我与妻子李丽琴商量。她当时在上海市纺织工业局技术处工作，2岁的女儿在机关托儿所全托。她作为共产党员也必然服从组织安排。她向机关党组织报告时，领导表示：现在这里工作还需要你，而且你们孩子太小，一家人突然到一个陌生地方会有很多困难，是否让你爱人先去，那边安顿好了你再去。
可是几天后，我就犯病了，门诊一段时间无法控制，就转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治疗，住院约3星期。期间不少师友来看望我。上海交大有一位到了西安又回上海的教师听说我要去西安，特来探望并传授在西安生活的“注意事项”。复旦人事处领导也来看我，并盛赞交大和彭康校长。
4月中旬出院，立即开始“后西迁”的准备。这时我开始感到，复旦的上上下下对交大西迁怀有深深的敬意，对我这个要调到西安的普通教师也就格外重视和关照。物理系召开了3次欢送座谈会，许多发言都强调支援西部建设是十分光荣的任务。又由于我在系党政担任过一些工作，系主任王福山先生特别召集全体系总支和行政人员在物理大楼门口照了合影。我所在的理论物理教研组(当时不称教研室)更是让我感到温暖和难舍。有位同事说：什么时候都欢迎你回娘家参加活动，你永远有发言权和表决权。
与上述活动同时，我开始办理有关手续和准备搬家。复旦各行政部门知道我出院一个星期就要“西迁”，怕我体力不支或经济上有困难，也都主动给予破格关照。例如虽然我并未提出申请，但还是发下50元生活补贴，这在当时也不算很小的数目了；财务部门给了我超过一般标准很多的搬迁费，这笔钱后来远未用完，到西安后上交给了交大。有一件说起来极其微小的事却使我念念不忘。几位工人同志来帮助我整理行装时，发现书刊手稿很多，要用好几个大木箱装运，仓库中有现成的空木箱，这是校产，登记在册的，怎么办?总务科长就说，卖给老吴(我当时还不满30周岁)好了，每只箱子收2分钱，只要能记上账就行!实际上这1角几分钱也没有真正收我的，到西安后，这些大木箱也都交给交大总务部门了。
办理各种手续，开介绍信，买火车票……都由物理系办公室主任曾焕章同志经办，完全不用我费心。由我自己办的只有到上海市委转组织关系和到派出所迁户口，也都一路顺风，毫无阻滞。李丽琴则到纺织局表示，因我出院才一星期，让我单身远行她不放心，还是同行西迁。孩子则托她的祖母暂时照料，安定之后再到西安。
复旦派了一辆吉普送我们去车站。出发时，一位系领导(后来他担任复旦副校长，几次来西安开会)骑自行车赶来，说学校正召开会议，其他几位领导不能来了，由他代表送我们上火车。又因为没有买到卧铺，学校还开了公函给列车长，希望一有空位就让我补上。
1964年4月22日17时，列车离开上海。当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未建成，到西安要30多个小时。一路上思绪万千：西迁的任务很光荣，但还不知道来了干什么?能不能干好?会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
二、到西安
4月24日8时许才到达西安，交大两位老师来接，暂住1村22宿舍。第一个印象是，在前期西迁入的努力下，一开始必然会面临的杂乱场面已有根本改观，虽还比较简陋，但基本上清洁整齐，甚至一定程度可以说比这两年的交大社区还要好得多。“老西迁”的工人师傅也像复旦的工人师傅一样热情关照我们“后西迁”者，帮助我们去车站取托运的行李，布置房间，配备学校的家具。许多我们想不到的事都替我们想到。其中几位后来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转眼到了“五一”，赵富鑫先生约我到他家里“谈谈”。起初我以为这只是单位领导对新来部下的礼节性接见，结果却是谈了近3小时，一杯绿茶换了3次茶叶。
这是我和赵先生的第一次相见，但我早已知道他。在我进大学前，就因工作需要自学过赵先生翻译的Sears物理学，成为“私淑弟子”。他也通过复旦的物理系主任王福山先生知道了我的大致情况。赵先生比我年长整整30岁，无论是年龄还是学识，都实实在在是我的前辈，但他对我完全平等相处，使我感到亲切宽厚，消除了最初的拘束。
根据回忆，那次他主要对我谈了以下几点：
(1)介绍了西迁人员的生活情况，以及刚来时可能会有的不适应。前几年，交大人的生活比在上海要艰苦得多，这两年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已经改善了一些，但当然还是比不上上海。他让我尽快安排好生活。如果缺少什么，学校或他个人，一定会尽力帮助，不必客气或不好意思。
(2)交大本来有理学院，但1952年院系调整后撤消了。原来物理类专业的师生都调了出去，只留下承担工科普通物理(今称大学物理)课程的人员和设备。你原来在复旦担任的课程及研究课题这里都没有。迁校时，留在交大的教师又有几位因各种原因留在了上海(我在辞海编辑所就见过一位)。结果弄得部分班级无人开课。彭康校长为了救急，决定抽调一些学过普通物理、成绩好的学生提前毕业。先解决有无问题，以后慢慢培养。
(3)赵先生为我讲了老交大的传统。他从20世纪20年代初直到20世纪末一直在交大奋斗，是出于同源的几所交大中“校龄”最长的。他是这一光荣传统的创立者和实践者之一。他解释说，交大一直强调基础要厚，基础扎实了，不仅对已有的知识掌握得更准确、全面、牢固，也能在各种情况下灵活有效地用于实践。有了扎实的基础，交大毕业生一般都能随时学习吸收不断产生的新知识，使自己的知识不致老化。交大教学工作中落实基础厚的主要表现就是各系都要学两年普通物理，而且辅之以要求严格。像做实验，必须认真预习，经教师检查认可后才能动手去做。实验报告一定要准确、完整、规范，经常会把不符合要求的实验报告退回重写。在严格要求下培养出来的交大毕业生极受用人单位的欢迎和器重，因为交给他们什么任务都可以放心，上海话就是不会“拆烂污”。如果面临技术或设备更新，也能够较快适应，胜任工作。因此，想进交大的学生就多，这就有了实现“门槛高”的条件。
但是老交大传统也有欠缺的一面，就是对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够(此后我听到许多前辈讲老交大的传统，但这一点只有赵先生反复加以强调)。毕业生一般长于继承和应用已有的知识，却较少开创出自己特有的思想、理论和技术。当然有了基础厚的条件，来到创造性思维开放的环境下，也就容易取得突出成绩，像钱学森等就是如此。
(4)你的工作．现在已经过了半学期，就不要再上课了。除了养好身体，熟悉情况外，可以对物理教学情况进行一次调查研究。一般情况，如课堂秩序、学习负担等可以了解一下，但这不是重点（赵先生广泛听课，教师讲课情况一般都知道）。你主要从不同角度来发掘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写出报告来供学校参考，对你自己今后上课也有益。至于说你从没有上过工科物理课的经验，一方面可以算缺陷，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优势，因为你没有既定的框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发现问题。
在赵先生的安排下，我选择了无线电系作为调研的重点。当时该系的辅导员是王文生同志，他给了我很多帮助。我听了很多课，并和同学们广泛交流。除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外，我也为他们“答疑”(学生提问，教师回答)和进行“质疑”(教师提问，学生回答，与现在媒体上对这个词的理解不同)。当年调查报告的要点，学校曾经印发，我也曾在一次会议上作了汇报。提出的问题之一是工科大学中数理化基础课的定位和作用，有的领导把物理课仅仅作为学习工科课程的先修课，为后续课程提供知识准备。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教师往往只会讲“是什么”，少讲甚至不讲“为什么”以及各种公式、原理、定律之间的内在联系，或者只讲“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却基本不提这个结论的适用范围和存在什么问题还要继续研究。总之，学生只要被动接受知识并能按照教师的指点正确解题就算完成任务，却正如赵先生向我介绍的“对创新能力的培养注意不够”，或者说在基础科学领域内侧重于“继往”却相对忽略“开来”。
这项调查可算是我在交大做的第一件工作吧!
到了夏天，1964年8月，我的母亲带了她的孙女来到西安，我们举家“后西迁”的任务胜利完成。
三、片段回忆
来交大后，人地生疏，原有的人际关系几乎都中断了。但很多前辈和新朋友给了我及时的关怀、指导和帮助，使我较快地融入了交大的集体。我无法在此—一罗列并表示感谢，只是提出现已去世的赵富鑫、殷大钧两位老先生作为例子。他们同我已经完全超越了上下级或者前后辈的关系，成为忘年的良师益友。我写的一些文章或教材等都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初稿请他们审阅，像《电动力学》出版前，赵先生作为出版社的审稿人用铅笔在原稿上作了许多修改，使责任编辑大为感动。《相对论基础》出版时，赵先生写了序言并进行评价，1979年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时，杨振宁先生在香港用英语作了长篇演讲。赵先生得到香港刊印的小册子后，就让我把它译成中文，但赵、殷两位先生也知道我的英文水平有限，他们分别进行了一次详尽的校阅，纠正了一些不确切的译法。并且经过讨论，把引用的爱因斯坦原文均根据杨先生讲演中的英文而不按原文发表的德文译出。然后注明“与已有的中文译文不尽一致”。
这篇译文在西安交大内部印发，后来杨先生来校访问时，我把这本小册子送给了杨先生。此后在大陆出版的《杨振宁讲演集》和《杨振宁讲演集》中，都收录了这篇译文。
赵、殷两位先生对我的各种帮助，几十年如一日，直到他们去世，这里不可能一一叙述。但我一定要讲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场景：1978年1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赵先生忽然兴冲冲地跑到我家。原来他刚接到北京的电话，知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举行。当时公报还未发表，我家没有电话，他是特地赶来同我家分享喜悦的。我们听到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观代化建设上来，都感到“这一天终于来了!”
我成为交大人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和60年前“先西迁”的师友们一同经历了其间的风风雨雨，取得了不少成绩，也遭到一些挫折，成败得失也不是一下子能全部弄清楚的。我经常问自己，我所做的一切，功过相抵，能不能是个正值?如果是，那就可以说没有白白“后西迁”一场了。
最后说几句感想：迁校60年来，关于交大西迁的利弊得失如何评价，一直议论不断。正方反方都有，而且都有一定事实依据，并非无理取闹或单从个人利益出发。我个人的认识也有摇摆：“如果整个交大留在上海。交大对国家的贡献将会更大些，还是会小些?” 把某些单位整体西迁，确实能有效地支援和推动西部建设，这和调动个别人或某个小单位过来是大不一样的，交大西迁不是多此一举，更不是瞎折腾，而是起到了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至于交大一个单位的得失，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更有理，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局部而已。作者：吴寿锽（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编审，西安物理学会原会长，教授）
